文|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郭斌

每个身处大时代变化的人，常常在最初都未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时代进程的见证者。

我们或许曾经从不同角度思考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具有的样子，然而新冠病毒所引发的大风暴，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让整个世界都卷入其中……

2020年，不论对于中国还是整个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波，在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上，都已经超出了最初的预期。新冠病毒，如同混沌理论中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在全球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风暴。

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疫情冲击将会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趋势？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何在短期和中长期来思考和应对这些变化？

诚然，我们需要回顾过去并从中汲取教训，怀抱着不再重蹈覆辙的希望。不过，正像古罗马神话中拥有两副面孔的守护神雅努斯(Janus)，一副望向过去，一副注视未来。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我们无法改变，只能承受；但更重要的是未来，因为唯有未来能为我们提供开放的可能性。

从战略角度，以未来的思考来引导当下的行动，才能真正地在这场巨大的冲击波当中寻求更为光明的未来。

从目前情况看，疫情初期人们对于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有些过于乐观。当时，从范围上来看，人们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危机事件；从时间上来看，人们更多地是从短期冲击事件的角度来思考。

由于全球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疫情冲击的估计不足和应对迟缓，导致疫情迅速向全球蔓延。由此引发的经济冲击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巨大的变化，并且不可避免地从短期冲击向长期冲击演变。

从目前趋势来看，全球经济衰退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而这无疑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与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也反过来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影响。这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布的报告《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中也得到充分展现。虽然中国近年来GDP增长中净出口所占的比重已经有所下降而消费的拉动效应日益凸显，但考虑到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深度的融入，以及一些产业领域对全球市场的显著依赖，全球经济增长的下滑会导致产业需求的缩减，进而造成许多行业中的竞争加剧。这意味着，产业竞争的模式将发生逆转式变化，从以往的增量竞争状态转变成存量竞争状态，错位竞争的机会大为减少，许多同行企业被迫进行为争夺有限市场空间而展开的直接竞争。毫无疑问，这将引发产业格局的大洗牌，一些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将被无情地淘汰，产业集中度出现上升趋向。

此次疫情在持续时间和影响程度上的加大还将引发更为长期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种长期影响概括为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再平衡和全球汇率的再平衡两个方面。

随着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在近年来已经有一些考虑试图重新定位制造业的价值，不过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通过一些更为高端、技术含量更高、生产效率也更高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来提升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和贡献。此次疫情将导致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因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及那些大型的本土企业，会发现以往按照市场临近、成本降低、效率优先的原则对全球制造资源进行配置和整合的策略，对于相对稳定的竞争环境或者是趋势相对明确的变化环境是很有效。但是在面对像此次疫情这样的大型冲击，各个国家出于控制疫情的考虑被迫封闭区域、物流能力受限以及一些零部件的重要厂商因疫情出现工厂停摆，即使是对于一些在正常时期看上去不是很核心的零部件，都可能会造成最终产品生产商因为零部件供应不足而停摆。这种情况将会导致那些全球运营的或者是全球采购零部件的公司重新设计它们的全球生产网络以及供应链网络，甚至是为了整个生产网络的稳健性而牺牲一部分的成本和效率。

另外一种变化是全球汇率的再平衡。此次疫情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变数，甚至可能让美国陷入经济危机。事实上，作为全球货币的美元这些年一直依赖于美国强大的经济体系作为支撑。美国经济的削弱，将影响全球对于美元的信心，进而去寻找新的货币作为部分替代。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很难被替代，但当全球贸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寻求用一揽子货币作为风险对冲的选择时，这就意味着一些经济保持相对强势的国家其货币将会以组合的方式部分地替代美元所行使的全球货币职能，成为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工具，例如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一个微观的可见表现就是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使用规模会出现明显的上升。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中国的疫情控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基本上度过了疫情冲击。实际上，中国仅仅是取得了上半场的胜利，但是在疫情下半场仍然存在着潜在危机。由于欧美国家在疫情爆发初期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以及行动迟缓而错失了中国努力争取来的宝贵时间，以及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政府应对能力以及医疗资源，全球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事实上采取了被称为“群体免疫”的策略，也就是通过延缓疫情扩散的速度来避免因感染病例数量暴增造成的医疗资源崩溃，最终相当于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通过感染新冠病毒来获得免疫力。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在没有更好策略下的无奈之举。但如果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这种策略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若干个月之后，全球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全部都已经拥有了群体免疫力，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封闭，那么由于输入性病例将导致二次爆发；如果封闭则会使得中国经济体系与全球经济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脱钩。这个状况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

目前由于全球各国都被迫采取了封闭的措施来遏制疫情从外部的输入性蔓延，因此各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相对脱钩了，因而中国采取封闭措施不会带来太突出的问题；但如果全球进入重新开放状态而只有中国采取封闭的话，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着失去全球竞争力和全球市场的风险，而且这种失去甚至是长期性的。

如何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有赖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是否有疫苗或特效药出现，另一方面则依赖于中国智慧来破解。

许多中国词汇都有着含义丰富的中国式智慧。正如“危机”一词，是由“危”和“机”这两个字复合而成，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危险中蕴含着机遇。要能够从危险中识别和把握机会，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

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来看中国企业如何去应对这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

首先，由于中国在疫情上半场中果断而有成效的处置（尽管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地方政府存在着一定的处置失措的问题），为中国企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相对于全球大部分国家被动地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疫情应对之上，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的阶段。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需要利用这个上半场先发优势抓住所有可能抓住的机会，在充分挖掘本土市场的同时，为海外市场进入平稳状态后迅速切入海外市场做出提前的准备。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其次，针对中国在下半场可能面临的冲击做出提前布局和准备。一方面，这源自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需求收缩，因此需要对产品定位进行必要的调整，优先发展那些更具有性价比的产品业务。历史经验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对于产品成本的敏感程度会随之上升，性价比对于市场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这恰恰是中国制造长期以来具有的优势基础。另一方面，需要考虑中国自身可能面对的后继疫情冲击。

就此而言，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数字化转型本身是数字技术发展及其渗透性应用、市场需求变化和竞争节奏加快、企业业务复杂性和地理范围的迅速扩张这些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疫情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历史进程，成为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一个通用策略。由于疫情在全球的扩展以及影响持续时间的延长，数字化对于企业运营的连续性会起到显著的支撑作用，尤其是在人们的地理移动受限情况下。更为关键的是，在生产能力和物流能力都遇到实际限制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提升效率来挖掘潜力以应对冲击，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数字化转型的结果。

加快供应链的重构也是很多系统集成企业需要采取的战略行动。这种供应链重构将会沿着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进行供应链的本地化调整，缩短供应链的地理范围，尤其是依托具有地理临近性的产业集群。例如此次疫情冲击下，吉利面临无法掌控浙江省外配套企业复工时间的问题。在宁波市地方政府部门的帮助下，从4000余家本地零部件企业中筛选出了350多家供应商，最后35家被吉利选为替代供应商，保证了生产运行的平稳性。另一个方向是重新布局供应链，并基于业务连续性管理的视角对供应链中的脆弱环节增加替代供应商。

在疫情冲击下，企业能力的价值得以凸显。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次疫情冲击看作试金石，是对企业能力和业务连续性的一次压力测试。我们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内观察到，部分现金流储备较为充裕以及业务经营能力较强的企业，正在采取逆周期策略进行扩展，即利用疫情冲击带来的影响迅速抢占一些因其他企业无法延续而释放出的市场空间。华为在历史上就有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时期两次逆势扩张的成功经历。

当然，这种“危”与“机”的转换取决于一些重要的战略情境，尤其是如下一些关键性的情境因素：

（1）企业所处产业链的终端产品市场在疫情冲击下是何种变动趋势？一些行业会在疫情冲击下剧烈收缩甚至是停摆，而有一些行业反而会在此轮冲击中得到了突发的增长机会。

（2）企业所处的市场地位如何？这里的企业市场地位是指企业的规模以及在市场中的定位。在此轮冲击中，一些规模居中以及定位于性价比市场的企业受到的影响反而较小。因为它们可以凭借性价比优势向下挤压或者是去抓一些对成本和品质有较为平衡性要求的细分市场机会，而此类机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而使得那些头部企业没有足够的动机去争夺。

（3）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如何？在海外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那些高度依赖于海外市场的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在此过程中，寻求本土市场中的一些替代性需求就成为一些企业思考的选择项。

（4）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如何？对于全球供应链依赖程度越高，受到后继疫情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会更大。对于此类企业而言，需要将应对策略的时间视野拉长，需要考虑疫情在更长时间跨度上可能存在的冲击。

（5）企业现金流的充裕性如何？我们知道，现金流的充裕性在此次疫情冲击中成为企业缓冲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甚至可以支撑企业利用此次危机背后潜藏的增长机会。譬如，在冲击的后期，欧美发达国家可能会有不少企业出现经营上的困难，其中不乏有些企业拥有较好的技术资产或品牌。中国企业有机会逆势收购一些有价值的全球资产。

（6）企业是否拥有较强的成本控制能力？正如我们前面的讨论所提到的，在全球经济下行阶段，不论是消费品领域还是在工业品领域，那些客户对于成本的敏感性会明显上升。因此成本控制能力不仅仅决定了企业在疫情持续冲击下的生存机会，也决定了在疫情结束之后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抓住疫情结束之后的反弹性市场需求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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