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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

2020年,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无疑是很特别的。正如《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在3月20号在《金融时报》上写下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表述:“人类正面临着全球危机,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当风暴过去之后,我们将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展望即将到来的2021年,我们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来对若干趋势性变化进行预测:

01

Z世代崛起带来的变化与趋势性机会

Z世代,也被称为“互联网世代的原著民”,他们从出生后就生活在原生态的互联网环境当中,因此具有很强的信息搜索和接受能力。

同时,他们既追逐潮流趋势,又希望能通过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来展现其个性化主张,这就使得他们的消费偏好与行为特征相比之前各个消费世代呈现出很多不同特点。

在全球最大的广告传播集团WPP与凯度发布的“2019年BrandZ全球品牌价值100强”排名榜单中,Z世代品牌(1996年后创立的品牌)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品牌产品的平均增速;如果以创立以来每年创造的品牌价值计算,Z世代品牌比千禧一代(1977至1995年间创立)品牌几乎要高4倍。

另外,据企鹅智库《2019年Z世代消费力白皮书》显示,中国Z世代群体(1995-2009年出生)的规模约为2.6亿。这既表明了Z世代所具有的巨大消费潜力以及由此为中国企业带来的趋势性增长机会,又意味着本土品牌需要依据Z世代的不同消费特点去调整与创新其产品和服务的设计。 

02

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再平衡

随着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已开始重新审视与定位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不过他们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通过一些技术含量更高、生产效率也更高的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来提升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上。

此次疫情将导致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因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及那些大型本土企业,会发现:以往按照“市场临近、成本降低、效率优先”的原则对全球制造资源进行配置和整合的策略,在相对稳定的竞争环境或是那种趋势相对明确的变化环境下是很有效的,但面对如此次疫情这样的大型冲击,各个国家为控制疫情被迫封闭区域、物流能力受限以及一些零部件的重要厂商因疫情出现工厂停摆,即使是平常看上去不是很核心的一些零部件,都可能会造成最终产品生产商因零部件供应不足而停摆。

这种情况将导致那些全球运营或全球采购零部件的公司重新设计其全球生产网络与供应链网络,甚至为了整个生产网络的稳健性而牺牲一部分成本和效率。 

03

全球货币、汇率的再平衡

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这些年来一直依赖于美国强大的经济体系。而此次疫情,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数,甚至可能使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美国经济的削弱,将会影响全球对美元的信心,进而寻找一些新的货币作为部分替代。

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很难被替代,但在全球贸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寻求用一揽子货币来作为风险对冲的选择,这意味着,一些经济保持相对强势的国家的货币,将会以组合的方式部分地替代美元所行使的全球货币职能,成为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工具,例如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

微观的一个可见表现是,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来自于企业的使用规模会出现明显上升。

04

企业在更长时期内面对存量竞争格局

中国制造业在从1978年到2018年,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思考的焦点是如何抓住增长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增量增长的机会。

但如果由于经济的收缩,被迫进入到存量博弈阶段,这对企业的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存量博弈时代,企业所拥有的任何市场份额都是以其他的企业减少为代价的。这意味着,竞争将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更加激烈,而企业需要调整战略。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已适应了高速增长时代所带来的战略机会。企业关注销售、关注扩张、关注使用杠杆......但在存量博弈时代,企业战略需要做很大的调整,比如要有更精细化的管理、对成本更高的控制能力、对市场有更精准的战略定位。

这些都是企业需要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仅是在今年,很可能会延续到接下来的五年甚至十年。 

05

性价比将成为竞争优势的基础

在存量博弈的时代,中国企业更需要利用性价比作为竞争基础。性价比,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是在同等价格情况下,质量是否是最好的;或者说,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成本和价格是否有竞争力。

这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很多时候产品定位需要有一些平衡,比如说,在传统的定位里市场会被分为高端和低端,高端更多强调高质高价,低端强调低质低价。但中国制造的发展背后,实际上已有非常强大的基础,也就是在性价比上达到一个极致的平衡。这一点在增量增长的时代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与此同时,也有大量企业采用低端方式获得巨大的生存机会。但在存量博弈的时代,低质低价的生存模式,特别对中国制造来讲,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窄。

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成本确实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上升趋势了。这意味着,对中国制造业的大部分企业而言,寻求极致的性价比将会成为很好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如何把性价比做到极致,是企业生存乃至参与全球竞争的法宝。

当然,那些在整体能力上,或者在一些细分的技术领域或产业领域里做得非常出色的公司,他们一定会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如何在市场阶梯和技术阶梯上完成向上的迁移。

特别是在存量博弈时代,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向产业链上游迁移,向下整合。 

06

技术链与新兴产业机会的重要性凸显

现在中国制造在产业链制造上的环节上,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但底层的一些重要设备、应用软件和技术,还很难做到完全可以自主可控的地步。因此,如何在技术层面上建立中国的优势,是接下来中国企业一定会遇到的挑战。

正如2020年12月1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所强调的,“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

当然,如何在政府引导力量和市场机制力量的有效结合上寻求合理的平衡点,是我们在2021年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些新的探索以及平衡的智慧。

另外,企业还可以利用一些新兴的产业机会。事实上,在一些新兴产业里,中国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跟全球同步甚至领先的一些机会,这个领先并不是指技术,而是中国庞大的本土市场所带来的机遇。我们需要去抓住这些机遇。 

07

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接下来的十年里,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企业来说,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浪潮——数字化转型。事实上,数字化转型在这个时代也变得更有可能。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面对的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市场在地域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广阔。而且,由于个性化的觉醒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市场的差异化需求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企业需要更敏锐地对市场做出响应,而传统模式驾驭不了日益庞大的组织,也满足不了需要及时响应越来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毫无疑问,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数字化不仅可以帮助大型企业适应组织和市场需求所带来的变化,还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赢得越来越多的机会。

比如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转型把自己演变成一种即插即用的资源,围绕产业链集成者形成一个更大的产业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能够将这些资源更好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高效率的生产体系。

这也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一个很大优势:中国企业在单个的意义上也许并不是最强大的,但如果把这些企业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形成的一个整体的产业链条,那么这些企业将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企业。因此,中国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少数领先公司,也取决于整个中国制造业是否能形成一种生态式的强大的制造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在互联网发展中会呈现出重心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逐步切换。数字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真正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效率瓶颈,而不仅仅是改变产业链中参与各方的控制能力和利益分割能力。

这意味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会成为接下来一个持续性的政策导向,尤其是垄断所造成的对竞争和创新的压制、监管套利,将会越来越受到政策的限制。

来源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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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

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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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主任、教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大学睿华创新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剑桥大学全球化制造与创新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中方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与战略、技术追赶与产业创新、互联网与创新。自2015年起,每年编制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指数并公开发布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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